王安石变法主要颁布了青苗法、免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保甲法、裁兵法、将兵法和军器监法等一系列增加朝廷收入、降低平民赋税和负担，鼓励民间商业、整顿和提高军队战力、提高武器质量和增加武器生产量。

王安石急于求成，为人刚愎自用，加之所用非人，改革派中许多人个人品质难当大任，甚至不乏小人，例如蔡京这样的奸臣贼子。

变法之初，王安石借助宋神宗的信任支持，打压司马光等保守派官员，苏轼和欧阳修等都被贬官外放，苏轼还曾坐了103天的牢狱，差点遭受杀身之祸，还是王安石一句话“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得以从轻发落。

变法过程中，一是变法过于激进，二是执行力不足，产生各种各样问题，即受到保守派的强烈反对，又因扰民、损民激起民间百姓的抗争，尤其是青苗法推行中，大量基层官员饱中私囊、拼命敛财，使得变法的声誉受到极大损害。

民怨沸腾之下，宋神宗立场摇摆，事实上变法已经难以为继。等到宋神宗和王安石相继离世，宋哲宗继位，起用司马光为相，新法全部被废，变法彻底失败，虽然宋哲宗亲政之后，重启变法，但变法的时机已经失去，宋朝进入了党争的泥沼，不可自拔，彻底失去变法图强的历史机遇。

苏轼的个人遭遇充分展现了党争不休的状况。

因上书痛斥变法弊端，苏轼惹来王安石震怒，被贬低为杭州通判，好不容易治水有方调任湖州知府，又因大量诗作映射朝廷，对皇上不敬，惹来大祸，死罪可免活罪难饶，被再一次贬斥到黄州做了一个很小的官，还被监视居住，《赤壁赋》、《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名作就是这一时期所做。

好不容易熬到王安石死了，变法被废，苏轼作为保守派的中坚力量重新回到朝堂得到重用，成为朝廷大员。好死不死，他却看不惯旧党死命打压迫害支持变法的改革派，仗义执言，抨击保守派的不端行为和腐败现象，结果既不溶于新党，又得罪了旧党。之后就悲催了，官位被一贬再贬，地方是越来越远，最后干脆被放逐到当时极度荒凉的海南岛儋州，也就是比满门抄斩好点。

好在苏轼命够长，后来皇帝又驾崩了，新帝宋徽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下旨让苏轼回朝堂，还封了一个大官，这时候苏轼已经不行了，走在半路上，就是在了常州。

可以说，大文豪苏轼一辈子春风得意的时候不多，要么是走在被改革派贬官的路上，要么就是走在被保守派贬官的路上。可架不住老苏极具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贬官就贬官，酒照喝诗照做。

随着春暖花开，燕上大学里的火药味也越来越浓。

导火索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埋下。

之前的校园里的学生都是通过工厂、公社和部队推荐来的，其中很多都是各种各样的先进模范，当然也有许多父母在关键岗位的子弟，成分挺复杂，好人很多，坏人也不少。共同的特点是文化水平比较低，文盲肯定是没有，半文盲是有的。

而入学的新生，都是经历高考，几十分之一，大浪淘沙出来的，知识水平和文化程度，当然总体上甩老学生几百个大街没有任何含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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