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红安：我的人生自己定义

成人幼儿园：8个暖心疗愈故事，拥抱内心的小孩

蒋红安出生在一个条件极好的家庭，又是独生女，可以说是父母倾注心血悉心教养的女儿了。少女时代，她家的沙发上永远铺着浆洗过的白色蕾丝盖布，父母永远穿着一丝不皱的军便服。这样家庭的女孩儿，工作后大致方向便是教师、文职，都是安稳有保障的好工作。找对象更不必提了，大把根正苗红的好青年攥在介绍人手中等待着她的父母点头。

蒋红安决定要做一名保育院老师。按理说，父亲打一打招呼，她就可以到离家很近的单位附属幼儿园去。那里的领导、孩子的家长都是父亲能说得上话的人，自然用不着她受一丝一毫的委屈。

可她偏偏想要去一所普通的幼儿园。那里的家长都是普通工人群众，条件挺不好，孩子又多，工作又忙得不得了。

还没等父母同意，她已经凭借优秀的幼教水平被那边录取了。父亲也没什么好反对的，固然怕她吃苦，可她这样有志气，深入群众有什么不好？

就这样，18岁的蒋红安便成为了「红星幼儿园」的一名保育员。其他教师都是四十岁以上的大姐，有着丰富的幼教经验，她们也不知道这个新来的小姑娘是什么家庭背景。问起她来，只说是普通教师家庭的子女。一开始，她十分快乐，孩子们都特别喜欢这个年轻漂亮的「姐姐老师」。可是干着干着，她开始觉得不安了。

孩子们每天在园里的活动都十分严格，上午做手工，中午午休，下午做游戏。午休醒来，一排排的小孩子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商品，一个接一个接受老保育员们粗暴地穿衣、梳头、灌水。凡是「不听话」的孩子，大姐们凶极了，班里有一个最顽皮的男孩子还被踹过好几脚。她们重男轻女，对待男孩子满口赞扬，班里各种杂物事都交给女孩子去做。她们还拿孩子取乐，当着孩子们的面便讲出许多不合适的批评和造谣来。

蒋红安不知为什么，那些大姐看不到被呵斥、被误解的孩子们眼中的恐惧和受伤，她们对待孩子就像对待盛在铁饭桶里的大锅饭，一勺一勺，都要老老实实，让我们干起工作来轻松省事儿才好。这些也还算好，大部分幼儿园恐怕都是这样。

最让她难受的是老师对不同家庭条件的孩子的区别对待。

班里有一个名叫董建的小男孩。蒋红安了解到，他的父亲是一个劳改犯，关进去之后亲生母亲就跑了。奶奶是个盲人，看不住孩子。在他两岁时，跑进厂区，手臂被卷进机器里，现在只剩了一只手臂。他在幼儿园里永远极安静，也懂事，从来做老师不允许的事，小小一个人隐藏在孩子们之中，仿佛害怕被人看到。可他那破旧的衣服、空荡荡的袖子，又总是那么引人注目。老师们却总是有意无意地给他穿小鞋。比如打饭时只给他打一个馒头，装作忘了给他打菜。比如当着他的面大声地议论他的父亲犯了什么罪，他身上穿的那些破烂又是何等的寒酸。

一天，蒋红安正在给班里的女孩轮流扎小辫，听到了男孩子那边传来凄厉的哭声。冲过去一看，一个壮实的小男孩正在哇哇大哭。他指着董建说：「他揍我！他要杀我！」

董建没有为自己辩解，可是他脸上一大块红肿，一看就是被打过，衣服上也满是尘土。

「真是老鼠生的儿子会打洞！」一个老师一边尖声骂着，一边拧住他的耳朵：「你还打人？早晚也是个劳改犯！」

「干什么啊？！」蒋红安大吼一声，其他老师都吓了一跳。她推开拧着董建耳朵的老师，蹲下身来面对着他说：「你跟老师说，你为什么要打他？是你先动的手吗？」

董建紧紧咬住自己的嘴唇，小脸皱成一团。他拼尽全力想忍住眼泪，但毕竟年纪太小了，眼眶里不争气地涌满了眼泪。

蒋红安见他这样子，心疼得顾不得别的，对那些老师吼叫起来：「别的孩子父母俱全，一个爸爸四个叔叔都在车间一线，所以他就不可能先动手吗？董建除了眼盲的奶奶一个亲人也没有，他就活该被打被骂被冤枉？！」

蒋红安把他上下检查了一下，发现在他完好的那只手臂上，有一个牙印。下口极狠，隔着衣服都流出了血。

「走，老师带你去医务室。」

「大夫今天不在。」其他老师都冷冰冰地看着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姑娘。

「那就去外头的医院。」她用瘦瘦的手臂一把抱起董建，带着他离开了这里。一腔怒火跑了老远，累得不行了，把孩子放下来时才发现他泪流满面。

「怎么了？哪里疼？还有哪里受伤了？」

小小的男孩用受伤的手臂搂着蒋红安的脖子，尽力地说：「是他先打我的，他说要把我的胳膊咬下来！」

「好了，好了，老师相信你。」蒋红安轻轻拥抱住这个可怜的小孩，「你的胳膊要疼好几天了，老师买好药，送你回家，你就好好地休息。」

到了董建的家，她第一次见到了董建的奶奶。老人像一截枯木，只能凭着记忆完成日常生活的自理。家事做完后，就安静地坐在床上，仿佛跟屋子融为了一体。

蒋红安本来想告诉奶奶，孙子在学校挨了欺负。可见到她的模样她便没有说。说了又有什么用呢？

「怎么回来啦？你又闯祸啦？」奶奶狠狠打了董建两下，看起来手臂挥得挺高，其实轻轻地挨在孩子身上。

「没有，没有。董建是最乖最懂事的孩子！」蒋红安忙不迭地说。

「我这孙子，可怜呐。跟着我老婆子连饭也吃不饱。」蒋红安给董建上药时，便耐心听着奶奶絮絮说着孩子的命苦。说到他从前老从幼儿园里把馒头塞回家来，被老师抓住了，说他是个小偷。

怪不得她们现在连菜都不给他打。

蒋红安下班后回到家，沉默无言。她心中酝酿着一个计划，年轻的心正在尽力地运筹帷幄，等到想得周全后，便对父亲说：「爸，我想自己开一个幼儿园。」

「什么？！」

「我想开一个幼儿园，所有的孩子都是平等的。不分家庭是干部工人，也不分资本家劳改犯，不分男女。孩子们可以随便玩耍学习，还有可以尽情地说话，不管对谁有意见都可以大胆地说。女孩子也可以爬树，男孩子也可以用花手绢，不管是谁的孩子都能吃得饱饭，不管是哪家的孩子都不能欺负人。老师不打骂孩子，而是好好地爱每一个孩子。」

「你胡说什么，现在哪里不平等了？咱们本来就是平等的。再说，老师光知道爱算什么教育，那不乱套了？还有组织纪律吗？」

爸爸完全不赞成。一来，她太年轻，才当了几个月保育员就要自己开幼儿园了，胡闹。二来，她的想法不切实际，胡闹。第三，开个幼儿园谈何容易，即便是她爸爸这样的人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打得通关系的。蒋红安没有气馁，她一边上班，一边收集各种故事回到家讲给父亲听，可大概是她还太稚嫩，父亲怎么也听不进去。正在她开始觉得这幼儿园大概只能靠未来真的资深的自己来举办时，转机却出现了。

有人给她介绍了一个对象，此人跟她自然门当户对，而且还留洋归来。两人谈了几回，蒋红安就讲了自己的想法。谁知这人十分欣赏。碰巧他家里就有亲戚专管批幼儿园文件，于是便承诺要支持她的梦想。

他是个斯文的人，话没有说出口，但蒋红安却明白。这样的大忙可不会帮不相干的人。如是，两家谈好，领证成家，请客吃酒。接着，接手下来一家幼儿园，各种审批辛苦跑下来，在蒋红安19岁这一年，成立了「幼苗幼儿园」。她年轻没经验，婆婆是一位在教育部门就任多年的老干部，便兼任校长。蒋红安做「教育园长」。至于生源，夫家和娘家面子很大，便招来了不少双方单位家属的孩子。蒋红安自己先与董建的奶奶商量，他立马转学过来当然没什么可说的，也跟原来的幼儿园里一些受到特别对待的孩子家里谈了，请他们转到自己这里来。办幼儿园是蒋红安的梦想，丈夫全力支持，怎么样教育当然由她说了算。可真的做起来，实在是难。

学校分为两波儿孩子，家里介绍来的孩子出身好，态度也高傲。又是关系户，认为蒋红安自然会特别关照他们。这些孩子耳濡目染，仿佛也懂得自己的金贵。他们在家里被寄予很高的期望，是盼着长大考大学的。

另一波孩子，就连在原先的幼儿园里都算是弱势群体。他们的家长往往因为种种事情顾不得自己的孩子，更不要提学着关爱他们了。

蒋红安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教会孩子们：「你们大家都是一样的。」「我的爷爷可是局长！」当一个孩子这样说的时候，蒋红安要告诉他：「是呀，你的爷爷非常厉害。他的爸爸也很厉害，能爬到很深很深的锅炉里去！」孩子们彼此相熟之后做了朋友，便有家长来找她，说「蒋老师帮着管管我家的孩子，尽量跟好孩子交朋友。」蒋红安又要跟这样的家长说，我们这里的孩子都是好孩子。

她还不到二十岁，对于她的工作来说，长得又过于漂亮、娇嫩，缺乏威严。许多家长尊敬她，一来是看在她教师的身份，一方面也是看在她婆家的面子。她年轻气盛还为此恼火过一阵子，可后来她想，既然有帮助，就是好事。然而既然是受婆家荫蔽，婆婆又是校长，什么事情都得要对婆婆交代清楚才好。尤其每天来自家长和孩子大大小小的冲突矛盾不断，一切的观念都还在磨合之中。

蒋红安说每个孩子都是平等的，婆婆便教育她说：「人和人生来就有差别。别的不说，咱们社会主义的孩子跟美帝的孩子，肯定就不一样呀。我们做教育要因材施教，你说的平等太理想化了。」蒋红安说要用宽容的爱来培养孩子，婆婆又说：「做教育要赏罚分明，如果一个孩子只得到爱而没有惩罚，只能成长为一个废物。」

每件事都做得举步维艰，蒋红安年纪轻轻，常有撑不住的时候。她撑不住了就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哭一场。一天她正在那里哭的时候，有人敲门。

「蒋老师，我是董建。」

董建转学到这里时，已经五岁了，是全校最大的小孩。来到幼苗幼儿园，待在蒋红安身边，他像变了个人似的。个子最高，最懂道理，每天帮着蒋红安忙里忙外，像幼儿园的小主人。有时候很小的孩子好奇他的断臂，他也会坦然地掀起袖子来给人家看。小孩子问他「你还疼不疼呀，你的胳膊还会不会长出来呀，」他也耐心地一一作答。

这一天他敲门进了蒋红安的办公室，看到她眼睛红红的，就问：「您是躲在这里哭鼻子吗？」

「是呀，我需要在这儿哭一会儿。」

「我能跟您一起哭吗？」小小的小伙子红着眼眶问。

师生两个彼此拥抱着哭泣了好一会儿，蒋红安问他发生了什么事。董建说：「王兴军问我的爸爸犯了什么罪，是不是要偿命。」

「那……我去找他谈谈。」

「没关系，我只是想我的爸爸了。奶奶说爸爸还有八年就出狱了。蒋老师，八年有多长啊？」

蒋红安听得一阵心酸。「八年对你来说，大概很长很长。」

董建难过地低下了头。

「但我想你爸爸也像你一样非常想念你。」

「真的？」董建抬起头来，瘦小的脸蛋上满是惊喜。

「嗯。」

两年时间眨眼过去，董建就要升入小学了。把他送走前，蒋红安问他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我的理想是爸爸出狱回家。」

蒋红安听了说：「这不算理想，理想是指你想成为什么样的人。」

「我，」小伙子认真地说：「我想成为跟你结婚的人！」

蒋红安哈哈大笑：「这也不算理想呀~」

「那……那我的理想就是，要当一个又勇敢又好的好人，就像你一样！」

办幼儿园日子稍久，蒋红安感受到，教育孩子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而对上说服婆婆、对下沟通家长才是最重要的工作。可自己再怎么坚定无畏，所谓的威严和阅历都不是一朝一夕能获得的。若想获得话语权和尊重，恐怕只能学习更多的知识了。

她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把国内外先进的幼儿教育、心理发展方面的书无论好坏都读了个遍。一边读书、一边写心得，学得用心，当然也扎实。有了知识就有了底气，再跟家长们谈起话来，她便越谈越好。婆婆是个理性稳重的人，她冷眼看着蒋红安日日夜夜做的一切，逐渐开始佩服她。在她哪些事处理得不够圆融、成熟时，她也毫不客气地插手点拨。如此几年过去，一切努力终于有了成果。讲道理的好家长越来越多，于是也有了越来越多开朗、健康的孩子从她这里毕业。

可是随着这工作如火如荼地进行，她的「后院」起火了。她的年纪日益接近30岁，却还是没有当上妈妈。家里人都坐不住了。说起做妈妈，蒋红安并不抵触。可她不知怎么的就是怀不上。丈夫三天两头要她去检查身体、扎针灸、做理疗，可她工作忙得不得了，基本的检查做完了，其他的就反复推拒。父母更不满意，干脆在上海给她找了一位名中医，要她去调理半年。可她一时一刻也放不下她的幼儿园和孩子们。这下可好，父母直接赶来劝她。他们说她身体要是没有毛病，那就是工作压力太大闹的。女人还是要顾家，岁数也不小了，生个孩子才最要紧。丈夫心里不满，跟她三天两头地打架。这样一打架，种种不满都吵了出来：「哪有像你这样的妻子，我下班了你还不下班，到了家里连饭也不烧，只知道当个蛀书虫。我的衣裳脏了你也看不见，叫我到单位被人家笑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