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奥匈两国国民每人赔偿中国白银一两」这样荒诞不经的议题，都堂而皇之地拿出来讨论，自然也遭到了陆征祥和王正廷的反击。

眼看着距离巴黎和会开幕已经不到10天，这些代表团里却还在每天离题千里，吵得不亦乐乎，顾维钧此时也顾不上自己人微言轻，急忙先「调停」了一次代表团里的「内战」。

得益于提前一年所搜集到的海量资料，顾维钧首先缜密地跟其余四位代表分析了战后的世界局势，认为由英美主导的国际关系新秩序已经逐渐清晰，日本战后在东亚的崛起也已经不可避免。

因此，中国跟日本两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利益索求必将出现重叠，日本将会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最主要的对手，「联日」无异与虎谋皮。

中国要想抵制日本的侵夺，单靠自身力量肯定不行，必须得依靠在未来的国际关系中「说了算」的英美两国力量。

根据顾维钧掌握的资料，英国当时已经跟日本形成了准同盟国关系，因此「联美制日」，才是中国唯一能够选择的外交策略。

而在具体的外交目标上，顾维钧也用事实，让大家从热血上头的亢奋状态中冷静了下来：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实并没有直接派兵取得过任何一场战役的胜利，本身参战时间也较晚。

所以，低调地制定一些能实现的小目标，绝对比盲目想搞个大新闻，最后一无所获要强。

最终，在顾维钧的多方协调下，中国代表团终于在巴黎和会开幕前36小时达成了一致，将「联美制日」确定为本次和会的外交总方针。

并且将外交目标分为了两个等级：

一定要实现的目标为：收回德国、奥匈帝国租界，并取消两国在中国的其他特权；

争取实现的目标为：撤销《庚子条约》中各国在中国驻兵权、警察权、领事裁判权；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重新修订海关税则。

分属国内不同政治派别，为了不同的目标走到一起的中国代表团，终于在这一刻，暂时团结在了一起，准备迎接新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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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