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该去瑞士看看。”我说，“可我不放心现在离开他，”

“我可以帮你照顾他，正好我近来无事。”迈克尔很热情。

我犹豫了片刻，最终还是没能下定决心。要知道照顾人可不是嘴上说说那么简单，迈克尔是个不正经的花花公子，艺术家的成就他没有，可陋习却样样不落。我不放心将克里特交给他。

就在我犹豫不决之际，一个暮色四合的傍晚，我照顾克里特睡下后驱车来到电视台处理我堆积的工作，就在夜幕将临时刻，我的助理告诉我有来自瑞士的电话找我，我疑惑而又不安地拿起了听筒。

那是一道听起来约莫五十多岁的男人的声音，精神气很好，但不免有点羞涩和拘谨，用的英语，带有浓厚的德国口音。

对方说认识我，自我介绍是“海恩·施瓦茨”，克里特的亲戚，他明确表示他想见我。当我问想见我的原因后，迎来了一阵长久的沉默。

“毕竟，埃文斯先生，作为克里特的爱人，您是想让他恢复健康的，不是吗？”

犹如一道惊雷劈在我的心上，朋友们，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就算这个海恩·施瓦茨在战乱的南亚我也会毫不犹豫地去寻找他，更别提他在环境安全交通便捷的瑞士。只要为了克里特，去哪里我都愿意。哪怕这个人在骗我，我也不会放弃一丝一毫的希望。

几天后，我找来迈克尔，让他对我朝着耶稣基督发誓，一定好好照顾克里特，在迈克尔信誓旦旦的神情中，我在克里特冰凉木然的唇上吻了吻，忍住哽咽和眼泪，提起我的手提箱，驱车前往洛杉矶国际机场。

1975年秋天，我搭乘美联合航空来到瑞士日内瓦，然后转乘当地的轨道交通来到伯恩中部阿尔卑斯山乡下的一处名为格林德瓦的小镇。天是我从未见过的透明的钴蓝色，嵌着些镶着白边儿的金灰色云团，草地在山峦上铺就哑光的绿丝绒，野花遍地，在铁轨旁安静地摇摆着。农民们赶着黄牛从路上走过，朝火车上的游客脱帽致意。

多么美丽的景色，我却无心欣赏，只希望能够早日见到海恩·施瓦茨。根据我的调查，他是一个曾经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老兵，具体来说，是党卫军，战后被俘，在德国坐了一段时间的牢。按照现在的说法，他曾是一个“战犯”。当然，在我去见他的路上，尚且没能意识到这个人将会带给我怎样一段故事，我只是怀着能够找到克里特病因的希望来见他。而他，海恩·施瓦茨，却对此早有准备。

他竟预备告诉我他所知道的一切。

我至今记得，等我到达格林德瓦镇时，已经是夜色渐晚，美丽的少女峰羞涩地躲藏在暗蓝色的云层后，月光与晚霞交织出独有的蜜糖色天空，整个镇子笼罩在一层朦胧的淡紫色光晕中，安静而又梦幻，如沉睡的宁芙。按道理应该等到明天一早再去拜访比较合适，但我内心实在焦急不安，并且隐隐觉得，海恩·施瓦茨也在等我。

山间很安静，海恩·施瓦茨给我的地址位于这处旅游胜地的腹部，可以说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深处，得沿着山路走上个一小时。在夜晚的陌生山间小路里，林间传来夜行动物的幽幽鸣啼，换作平常我一定害怕得直打哆嗦，克里特以前一直笑我胆子小，但一想到这是克里特的故乡，我便觉得心安，甚至有回家的感觉。好似我走进的不只是一处森林，还有爱人的过去，爱人的心灵。

月朗星稀，蜿蜒的山路尽头，伫立一座简朴的欧式乡村式双层木屋，外表看起来饱经风霜，但漆着一层乳白色的油漆，挂上了盛放欧石楠的花篮。我走到门前，鼓足勇气在那扇看起来像巧克力似的木门上敲了敲，却无人回应，就在我以为找错地方了的时候，从后院里亮起一盏昏黄的灯，隐约浮现一道人影，朝我这边张望，招手低呼。

“莱斯利·埃文斯先生？”

“是我。”

“请您从这边儿来，穿过花园，哦，抱歉，您得从这边儿来，这里种的是铃兰，都是我种的，很美，是吧？”

海恩·施瓦茨，我想，应该是他，灯光下他的面孔很沧桑，过于立体，大概是因为光从侧面打过来的原因。他金色的头发很茂密，湛蓝的眼睛里映照出风尘仆仆的我。在阿尔卑斯山的深秋，他穿着件旧羊毛毛衣和卡其色灯芯绒裤子，手掌激动地揉搓着，目光闪闪，忍不住微笑，他看起来很和蔼，任谁也不会联想到党卫军。

我是美国人，生长于战后，对那场并不遥远的战争也算熟悉，毕竟作为记者我的知识储备量得足够。党卫军，曾令整片欧洲大陆闻风丧胆，犹如闪电的双S至今都是无数犹太人的噩梦。不过对于我这个美国人来说，他们的震慑力就双倍打折啦。尤其是面对海恩·施瓦茨这样一个行将步入暮年的老人，虽然他个头还挺高。

所以我的紧张和他曾经的身份毫无关系，而是来自他即将要对我进行的讲述。海恩·施瓦茨把我带到一楼靠近花园的餐厅，看来并不打算跟我进行过多的寒暄，只是简要问询了克里特的病情后，给我倒了杯咖啡。

“看来我今晚不能睡觉了。”我握着陶瓷咖啡杯说，灯光下，咖啡氤氲的雾气缭绕出温馨的橙色。环顾四周，墙壁上挂着几条被切割的熏鱼和油亮亮的火腿，灶台干净整洁，堆放着谷物和面粉，下面则是柴火垛，和火灶用一道铁皮隔开。总的来说，餐厅小巧精致，可以想象白天面对花园用餐时的愉悦心情。

“我也是，埃文斯先生。”他竟有些害羞，两颊烧红，不自主地吸了吸鼻子。

“请叫我莱斯利。”

“好的，莱斯利，也许您会好奇，克里特与我这个德国人的关系。我是德国人，您知道的吧？”

“您说过，你们是亲戚。您是他的叔叔？”我心想他的年纪大概做克里特的父亲还差个几岁。

“勉强可以这么说。”

我皱了皱眉，对这个“勉强”抱以毫不掩饰的疑问，海恩·施瓦茨笑了笑，坐在我对面。

“您是记者？”海恩问。

“您朝电视台打过电话，施瓦茨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