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把撑时机，把握全局

得人心者得天下，此为古今不易之公理。治人并非一项简单的智力活动，必须要强化自身的能力，才能培养更多的治人招术。唯有在恬当且最关键的时候，治住对手，握其命脉，才能真正达到“心”顺的境界。

曾国藩在家书中说：为人之道有四知，大道有三恶。三恶

（即有三方面的忌讳）是指天道忌讳弄巧作假，忌讳骄傲自满，

忌讳有贰心于人。贰的意思是多疑、不忠诚、没有耐心。四知

包括《论语》末章的知命、知礼、知言，曾国藩又加上一条

“知仁”。他解释说：仁的意思是宽恕。“自己要自立得让别人

也能自立；自己想显贵让别人也能显贵。”恕也是一条原则。

立的事物应该是自己完全有能力立的；通达，四通八达没有阻

碍，无论是周围的还是远方的人都能信服你，心里都归服你。

《诗经》说：“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四方的人没

有不想归服的）《礼记》说：“推广它把它放到什么地方都能适

合。”这就是达。我打算全凭自己办自己的事，就不能让他人

没法立事；我能够四处无阻，不能让别人一步都走不开。这就

是使人自立，使人显达的原则。孔子所说的，自己不想做的，

也不能强迫别人去做。孟子所说：“取人之长，教人向善。”这

都是宽恕的意思，也就是仁。知道并理解了这层，就能有广博

的见识，宏大的度量，否则便闭目塞听，孤陋寡闻了。因此，

我在那三方面的基础上又加了一条“知仁”的原则。

曾国藩还将“三字诀”作为为人的一些具体要素加以实

施。他曾说：最近几日的失误，由于心弦张得太紧，没有舒展

柔和的意思。以后做人，应当以一个“松”字为诀窍。这夜，

睡得非常舒服，约略体会到“松”这个字的意味。连日来，我

每每想修身之道，能在十个“三”字上用功，还不失晚年进

境。十个“三”字是：三经、三史、三子、三集、三实、三

忌、三薄、三知、三乐、三寡。这十个“三”，我在京师的时

候，曾经以匾额的形式挂在室内。在江南，曾刻成印章。三

忌，即天道忌讳巧，天道忌讳盈，天道忌讳贰。三薄德，指幸

灾乐祸，一薄德；违逆命运而测推疑妒，二薄德；妄下议断，

强化皂白，三薄德。三知，指的是《论语》末章所说的“知

命、知礼、知言”。三乐，也就是读书声一出如金石之音，一

乐；宏奖人才，引导人天天向上，二乐；辛勤劳动后的憩息，

是三乐。三寡，指的是寡言养气，寡视养神，寡欲养精。用这

十个“三”字时时反省体察，难道不是初虽有失，而终得成功

吗？

总之，曾国藩是为人处世的高手，善于反省体察，闯过了

一道道人生险阻！

曾国藩虽然自己主张不“贪”不“欲”，但他纵观天下，

发现“勇于事者”乃是“皆有大欲”之人。这一点在他重回两

江总督任上，欲励精图治的时候感触更深。

曾国藩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时候，地方兴革千头万绪，但

以他为官多年的经验，最主要的是先抓上两件大事：一件是整

顿吏治；一件是肃靖地方秩序。这两件大事抓不出成效，就什

么也别想做好。然而，由于湘军自身的遗留问题，却捆住了他

的手脚，使这两件大事都宣告搁浅。

吏治败坏是封建社会末期无法医治的弊端。尤其清朝末

期，可以说无官不贪，官场****，腐蚀着整个国家机构，

使它一天天腐烂，走向最后的衰亡。曾国藩创办湘军的过程，

客居湖湘各省，吃够了地方官的苦头，也看清了官场的黑暗。

待到他任两江总督后，几乎把三江原有的地方官一举革尽，全

换上了自己的亲信。开始时他强调选用官员的标准是“能做

事，不爱钱，不怕死”。他认为随自己作战多年的湘军将领大

体上是符合这三条标准的，但事实上并非如此，即使是他亲自

选拔的官吏，到地方做了官，几乎没有几个是这样的人。何

况，湘军将领之多，保举做官之泛，他根本就控制不了，更何

况，即使做官之前确实条件较好，但放到清朝那个腐败的政治

体制之下，不久也就同流合污，所谓出污泥而不染者在当时只

是一句空话，或者说微乎其微。所以，连他自己也只能承认，

“凡能任事者，无不好名，无不贪财”，若果不为名为利，又如

何能投到湘军之中拼命呢？冷眼看一看他的湘军将领和由这些

将领变成的地方官员，他才感慨地说：“安得有人乎？勇于事

者皆有大欲存焉！”

现在，要由他自己来整顿他亲手提拔、保举的官吏。这些

官吏表现什么样他不难知道，在战争中，尤其攻破金陵之后，

湘军将领哪个不大掠大抢，由此闹得全国尽人皆知。所以，真

要整顿起来，等于自我否定、自我大暴露。当时他所处的地位

那么险恶，自己刚刚从前线败回两江，从官文等满贵的明枪暗

箭丛中钻了出来，哪里还有勇气再动湘军将领及湘系官员的手

术呢！

他自知吏治的重要，问题的严重，非整顿不可，但却无法

下手，也不敢下手。他向赵烈文问计，赵回答他：要搞吏治，

必须先从江苏布政使丁日昌开刀。丁日昌原为江西万安知县，

因贪污庸劣而被革职，时值曾国藩在江西万分困难之际而投入

幕府，为一厘局文员。同治元年（1**2）随李鸿章到上海，被

李提为苏松太道，兼任江南制造局总办、两淮盐运使，后又被

李鸿章保荐为江苏布政使。丁日昌为人贪婪成性，又任苏松太

道和盐运使肥缺，贪名极重。赵烈文说：“使若辈在位，吏治

非江河日下不已。”然而曾国藩听后却为难地说：“你知道我的

苦心吗？丁日昌之流与少荃至好，我与少荃势同一家，丁虽是

小人，他为少荃筹前敌财用，我又怎能裁治他的手下呢！”就

是说，李鸿章的亲信就是他的亲信，丁日昌人虽贪鄙，但他把

贪侵的钱供李鸿章军饷。所以丁再坏也不能裁治。连最明显的

坏官都不敢轻动，又何谈整顿吏治？

看来，曾国藩对如何解决有大贪欲又“勇于事者”所造成

的吏治腐败现象也深感为难。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

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

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

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

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

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

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

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

“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

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

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

惧的深渊之中。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这些无

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纵使十次被

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

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

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

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

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

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

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

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

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经与赵烈文等

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

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好

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

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

人。曾国藩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的人，则

是他治人之术中的难题之一。他主张在治人贪欲心理上下功

夫，是一有用之招。

曾国藩鉴于以往的地方官过于怠惰畏事，往往积案不办，

甚至良莠不分，罪犯逍遥法外，横行无忌，于是主张“治乱

世，用重典”，以严刑峻罚来痛惩不法分子，绝不容忍私欲膨

胀。

曾国藩早就对清朝地方官吏腐败无能深怀不

满，更不信任

承办案件的胥隶、书役人员，决心于司法机关之外设置新的机

构。曾国藩峻法的刚挺之气也曾令某些大奸之徒胆战，大小贪

官为之忐忑，这种作风一直到他任直隶总督时还如此。我们来

看曾国藩这份陈折便可略知一二：

直隶风气的败坏，竞是各省所未听说过的。我到任以

后，不得不大力整顿，把清理积案，停止任意摊派作为头

等大事。严明法纪，违者严惩。我自认自己不是铁腕人

物，就在近期的江南之治也是很宽容的，但是如今在直隶

却严厉起来。那些贪官污吏有的致信来保全自己，有的坦

白所为希望得到宽恕，这些都在我意料之中。我随时亲自

察问，找出问题的要害以图直隶之吏治得到整肃的成效。

假使一年半载风气能够稍稍好转，也就不难达到民安世平

的目的。我初任直隶，就认为这里如果不采取刚猛措施就

不能惩除贪官，这也是应该预先说明的。

为了峻法，曾国藩敢于冒杀头死罪，犯颜上陈，这是众所

周知的事。上面那道有关惩治贪官的折子，是在同治八年

（1**9）正月十七上奏的，而后两个月整，曾国藩又上了这样

的一折，参劾直隶劣等官吏：

一个多月来，我所见的官员有很多，从他们那里所听

到还是令人鼓舞的。希望从此风气能有所好转。现在我把

所察罪极的十一人列单呈上，恭请圣上一看。虽说不十分

确实，但是臣确实多方察问，不敢轻信旁人，不敢稍带个

人成见。另外还有十几个未曾察明，等两三个月后，详细

察清再据实上奏圣上。严重的仍罢官斥责，不能犯同一罪

过而惩罚有所不同，案轻的令其改过自新，对他们应该重

在劝诫而不在严惩，藩臬两司所开贤官与我调查相符的，

我也分作两次呈圣上一看。

峻法一度使曾国藩声名重创，受到朝野抨击，一时有“曾

剃头”、“曾屠户”之绰号流传，无非是说他“滥杀无辜”而

已。但是曾国藩没有退却，他相信只有“挺”下去，坚持峻法

治世，才能做一个清清白白的人。他在给弟弟的家信中也直书

自己的看法：

吏治最忌讳的，是不分青红皂白，让有德行的人寒

心，不贤能的人无所畏惧。如果犯了这个过失，那么百病

丛生。不可救药。韫师近日来圣上对他也有些冷淡了，如

果更是事事多迁就，那么这些人更加放肆。我近日对待属

下改变不明事理的做法。马上派人到三省秘密查询，也只

是革去那些特别差的人。

战国晚期的韩非，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从“法”的

角度，对君臣吏等的不同职能，发表自己独特的看法。

他认为，作为君主，应该是处势、任法和用术三者并举。

（1）处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