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非十分重视势的威力，他说：“势者，胜众之资也。”
“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有材而无势，虽贤不能制
不肖。故立尺材于高山之上，下临千仞之淫，材非长也，位高
也。桀为天子，能制天下，非贤也，势重也；尧为匹夫，不能
正三家，非不肖也，位卑也。”韩非通过形象的比喻说明了势
、对于君主的重要性：“威势者，人主之筋力也。”“国者，君之
车也；势者，君之马也。”君主失去威势，也就失去了力量，
失去了赖以运行的工具，就不免会丧国辱身。因此，韩非告诫
君主一定要严守势位，“明主之治国也，任其势”。“万物莫如
身之至贵也，位之至尊也，主威之重，主势之隆也。”韩非要
求君主严守势位，意在鼓动他们独揽大权，“威不贰错（通
“措”。置立），制（权力）不共门”，不给下臣提供取而代之的
机会。
（2）任法
韩非认为，仁政或**，都于国不利，“仁暴者，皆亡国
者也”。要想国泰民安，必须推行法治。用他的话说就是“抱
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治强生于法，弱乱生于阿（偏
私）。”“家有常业，虽饥不饿，国有常法，虽危不亡。”“释法
术而心治（任凭胸臆处事），尧不能正一国；去规矩而意度
（随意估测），奚仲不能成一轮；废尺寸而差（比较）短长，王
尔不能半中（半数准确）。使中主守法术，拙匠守规矩尺寸，
则万不失矣。”
那么什么是法呢？韩非回答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
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法者，事最适者也。”“镜执
清而无事，美恶从而比焉；衡执正而无事，轻重从而裁焉。夫
摇镜则不得为明，摇衡则不得为正，法之谓也。”韩非主张，
立法首先应当以普通百姓的理解能力和实践能力为根据，“察
士（明察之士）然后能知之，不可以为令，夫民不尽察；贤者
然后能行之，不可以为法，夫民不尽贤”。其次，还应当将法
令制定得详备具体，“明主之法，必详尽事”，因为如同圣人之
书写得简约会引起弟子们的歧见和争执一样，法令制定得省略
必然要导致人们的争论不休，（“书约而弟子辩，法省而民讼
简”）这就不利于法制的实施。法令一旦制定出来，就应当坚
决贯彻执行并保持相对的稳定，“法莫如一而固”。
（3）用术
韩非针对君主“舍常法而从私意”的情况，明确提出君主
也应当恪守法令，做到“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
动无非法”，“功名所生，必出于官法。法之所外，虽有难行
（难能可贵的行为），不以显焉”。韩非的任法主张含有行政规
范化的思想倾向，这一点必须肯定；而它更主要的还在于使所
有的臣民都变成法的奴仆，由独处于法上的君主通过法来主
宰，对这一点更应有足够的认识。
①“信赏必罚”：根据法令，下臣有功即予奖赏，有罪予
以惩罚，以此约束群臣，使之不敢妄为。
②臣的守职之道：韩非从维护君主权威的目的出发，提出
了臣的守职之道，主要是：
竭诚事君：韩非主张：“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
二心……有口不以私言，有目不以私视。”可见，韩非理想中
的人臣品格，就是尽心奉上，一切服从君主的意志。根据韩非
的君臣关系理论，君主得到这样的下臣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
的，韩非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又指出：“所谓忠臣，不危其
君。”从而把对人臣的品德要求限定在
比较现实的竭诚事君上。
告恶谏过：申不害曾说：“治不逾官，虽知弗言。”韩非对
此评论说：“治不逾官，谓之守职也可；知而弗言，是不谓过
（不告发罪过）也。人主以一国目视，故视莫明焉，以一国耳
听，故昕莫聪焉，今知而言，则人主尚安假借矣？”韩非主张，
人臣有揭发罪恶之责，如果知恶不告，则与之同罪。另外，韩
非认为，人臣还应当善谏君过，“夫为人臣者，君有过则谏，
谏不从，轻爵禄以待之，此人臣之礼也”。
循法遵令：韩非认为，君主制定了法令，下臣就必须恪
守，而不得越雷池半步。他说：“法也者，官之所以师也。”
“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在韩非看来，法是下臣行动
的唯一准则，至于道德仁义，皆不可为据。在这里，下臣完全
变成了君主和法的工具。
勉力职事：韩非要求，“为人臣者，譬之若手，上以修头，
下以修足，清暖寒热，不得不救，镆铘傅体（剑锋将及身体），
不敢弗搏”，“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夙兴夜寐，卑
身贱体，辣心白意（敬心诚意）……”这就是说，人臣应当不
畏劳苦，尽职尽责，为君主排忧解难。
看来，曾国藩作为一个大儒，其“峻法”是与韩非的法家
主张大有渊源的。
曾国藩说：“我欲足以自立，则不可使人无以自立；我欲
四达不悖，则不可使人一步不行，此立人达人之义也。孔子云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所云‘取人为善，与人为善’，
皆恕也、仁也。知此，则识大量大，不知此则识小量小。故吾
于三知之外，更加‘知仁’。”曾国藩只有自己身正，才能使
“峻法”有效地推行下去。
成功语录：最关键的时刻治住对手，方可事半功倍。
三、用智治人，促成大事
聪明难，糊涂更难，由聪吸而糊涂更难，藏锋匿迹，不过于显露，方不招人忌恨；做事不要棱角分明，而是留有余地，方能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曾国藩的治人个性是什么呢？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
业关系，讨论过的人很多，他自己也曾谈到。太平天国失败
后，他曾探讨胜利的原因，以为由于拙诚。他说：
“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倡。世人**，上下纵
于亡等之欲，奸伪相吞，变诈相角，自图其安而予人以至危，
畏难避害，曾不肯捐丝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诚者起而矫之，
克己而爱人，去伪而崇拙，躬履诸艰，而不责人以同患，浩然
捐生，如远游之还乡，而无所顾忌，由是众人效其所为，亦皆
以苟活为羞，以避事为耻。呜呼！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
历九载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
龙梦孙序《曾文正公学案》，则以为曾国藩的德业文章，
之所以能炳耀寰宇，其得力之处惟在强毅与谦谨。其言说：
“曾文正为近世之大人物，德业文章，炳耀寰宇；虽妇孺
方知钦佩其为人。彼果何所得力而成就如斯之盛哉？吾尝读其
遗集，按其行事，反复推求，始知其得力所在，盖由强毅谦谨
而来也，惟其强毅也，故因知勉行，力追前哲；特立独行，自
拔流俗；虽极人世艰苦之境，而曾不少易其心；虽遇千挫百折
之阻，亦不足以夺其志；真者必信，而不为外界所移；妄者必
不信，而不为古人所欺。惟其谦谨也，故尝以事理无尽，不敢
以才智自矜。其接物也，则小心翼翼，无一人之敢慢；其赴公
也，则兢兢业业，恐一事之或忽；以世务莫测，所推之或误
也，则时思以博访于人；以**万端，才力之未逮也，则举贤
共图如不及。其学问之所以增进，道德之所以高尚，功业文章
之所以炳耀寰宇，诚所谓日就月将，有本有原者矣。”
曾国藩之所以强毅谦谨，固然由于秉性倔强，不愿以颓废
自甘。也由于天资钝拙，不敢以夜郎自大，曾国藩谓事功之
成，由于拙诚，其言固有为而发；然而从另一意义来看，也可
见事功之成与其个性有莫大关系。
孟轲有言：“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
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
电。”（《离娄·上》）才拙者自安于拙，不求进取，为自暴自弃
之流。如不以钝拙自甘，好学力行，以期达到往哲隆盛之域，
则“我欲仁，斯仁至矣”。怎会知道有志不能竟成呢？
曾国藩谓立志为变化气质之金丹，而梁启超先生也说曾国
藩“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诚可谓得根本。梁启超说：
“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
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矣。然而文正固非有超
群绝伦之天才，在并时诸贤杰中，称最钝拙；其所遭值事会，
亦终身在拂逆之中；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所成
就震古铄今而莫与比者，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
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不求近效，铢积寸
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刚，负之以恒，帅之以诚，
勇猛精进，艰苦卓绝，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人的个性固足以影响一己之学行事业，然而学行事业，也
足以影响一人的个性。曾国藩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已可见
其梗概。
曾国藩个性影响于学行事业者固大，其学行事业影响于其
个性者亦不少。细观其生平行事，当知其然，他曾经复其弟曾
国荃函说：
“弟书自谓是笃实一路人，吾自信亦笃实人，只为阅历世
途，饱更事变，略参些机权作用，把自家学坏了，实则作用万
不如人，徒惹人笑，教人怀憾，何益之有？近日忧居猛省，一
味向平实处用心，将自家笃实的本质，还我真面，还我固有。”
又如曾国藩在复郭筠仙书中说：
“国藩昔在湖南江西，几于通国不能相容。六七年间，浩
然不欲复闻世事。然造端过大，本以不顾死生自命，宁当更问
毁誉？以拙进而以巧退，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全，即魂魄
犹有余羞！是以戊午复出，誓不返顾。”
他由笃实趋向机巧，固始于“饱更事变”；他所以“戊午
复出，誓不返顾”，亦由于不愿“以忠义劝人，而以苟且自
全”，曾国藩学行事业与其个性互有影响，于此可以了然。
然而环境虽有诱人趋向机巧的可能，而曾国藩于J陇居猛省
之余，又能“一味向平实处用心”，以还其本质。
薛福成代李鸿章《拟陈督臣忠勋事实疏》曾有简括说明。
文中说：
“曾国藩自通籍后，服官侍从，即与大学士倭仁，前侍郎
吴廷栋，故太常寺卿唐鉴，故道员何桂珍，讲求先儒之书，剖
析义理，宗旨极为纯正。其清修亮节，已震一时。平时制行甚
严而不事表曝于外；立心甚恕，而不务求备于人；故其道大而
能容，通而不迂，无前人讲学之流弊。继乃不轻立说，专务躬
行，进德尤猛。其在军在官，勤以率下，则无闻昕宵，俭以奉
身，则不殊寒暑；久为众所共见。其素所自勖而勖人者，尤以
畏难取巧为深戒，虽祸患在前，谤议在后，亦毅然赴之而不
顾。与人共事，论功则推以让人，任劳则引为己责。盛德所
感，始而部曲化之，继而同僚谅之，终则各省从而慕效之，所
以转移风气者在此，所以宏艰难者亦在此。”
我们读到这里，曾国藩个性与其生平学行事业的关系，当
能顿然明白了。
成功语录：治人心者，不可乏其智也。
（本章完）